为动物与微生物基因资源创建一个新的ABS机制？动物健康与《名古屋议定书》
编·者·按
“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小编注意到，由于ABS的大力推动，“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G）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海湿小编将相关文献整理、查阅、梳理一番，介绍这个概念的由来、为什么被重视、应用等等，以助力全球环境治理、为我国学者提供信息供决策参考、供感兴趣的读者们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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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小编注意到前段时间的一篇发表在《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微生物前沿）期刊上的研究，分析了动物健康领域如何应对《名古屋议定书》挑战，并且呼吁变革。该研究分析了《名古屋议定书》对动物健康领域的影响，特别是在访问和分享病原体及相关信息方面的挑战。研究人员指出，由于议定书的广泛适用性和对关键概念的定义模糊性，动物健康领域面临着在监测和控制活动中被视为“利用”而受到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ABS）谈判的风险。作者强调了动物微生物研究对预防和预测新兴疾病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当前ABS系统可能不适应该领域需求的观点。
动物健康与《名古屋议定书》,摄影©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
该文由Maria Serena Beato和独立研究者Valentina Veneroso共同撰写，Maria Serena Beato是意大利Perugia的非洲猪瘟国家参考实验室的成员。作者们呼吁国际和国家动植物卫生组织采取迅速行动，为动物基因资源（动物微生物）创建一个新的ABS机制，以确保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快速、一致且有效地访问这些资源，并促进公平的惠益分享。为助力全球环境治理、并供我国学者了解最新研究动态信息，编译分享信息如下，供感兴趣的读者们参阅。
《名古屋议定书》（NP）于2014年10月12日生效，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一部分。该议定书旨在为获取基因资源（GRs）和公正合理分享其利用所带来的惠益提供国际法律约束的框架，被视为CBD的第三目标，即获取与分享（ABS）。ABS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打击生物盗窃，恢复GRs交换中的公平和公正，并基于两个支柱。第一支柱建立在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上，这一原则在《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首次确认（NP第6条第1款；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名古屋议定书，2010年）。第二支柱建立在用户遵守ABS规则的基础上：GR和相关传统知识（ATK）用户只能在“合法”获取的情况下使用它们（NP第15条）（名古屋议定书，2010年）。具体而言，当供应国制定ABS国内措施时，用户应寻求明确授权，事先知情同意（PIC），并根据约定达成的双方同意条款（MATs）“公平合理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的惠益（NP第5条）（名古屋议定书，2010年）。分享的惠益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NP第9条）（名古屋议定书，2010年）。
NP的实施在ABS原则的操作化中带来了一系列挑战。这一过程涉及不同层次的、从全球到国家层次再到用户与供应国之间的合同层次的复杂分层结构中的不同参与者和规则（Lajaunie和Morand，2020年）。用户必须处理各种国内ABS措施：这意味着他们在使用GRs之前必须进行危险的“逐案”尽职调查，以确定他们的具体活动是否符合这些国家规则的范围。随后，用户必须与ABS主管机关进行繁琐而常常耗时的过程，以获得PIC并协商MAT。由于这种多层次治理框架的复杂性，NP最阴险的挑战之一来自该条约的极其广泛的范围，基于关键词如“基因资源”和“利用”的定义。NP确实适用于所有非人类GRs，即任何“具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起源的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物质”，当它们“被利用”时，即“进行基因和/或生物化学组成的研究和开发”（名古屋议定书，2010年）。在这样的定义下，每个国家都可以决定以最广泛或最严格的方式塑造其国内ABS措施的范围。然而，尽管这些挑战涉及广泛的科学和经济领域，本文的目的是概述NP在动物健康领域应用的特定问题。
动物健康与《名古屋议定书》,摄影©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
在NP的背景下，病原体和致病材料显然符合NP对GRs的正式定义。鉴于它们有可能对全球健康构成威胁，它们受到了NP ABS双边体系的关注。应对新出现或再出现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的准备和响应行动依赖于对这些GRs的迅速访问：与国家主管机关进行逐案的ABS谈判可能阻碍这一目标。此外，病原体不受边界限制，正如COVID-19大流行所证明的那样，它们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轻松传播。为了承认迅速访问病原体的必要性，NP的最终草案包括第8（b）条，宣称对病原体和致病材料给予“特殊考虑”。该规定要求各方“应对因国家或国际确定的存在或即将发生的紧急情况对人类、动植物或植物健康构成威胁或损害的情况给予适当的考虑”。在这些情况下，“各方可以考虑迅速获取遗传资源以及迅速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这些遗传资源所带来的惠益，包括那些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的获得负担得起治疗的需求”（Wilke，2013年；Morgera等，2015年）。事实上，对于路径原体是否“值得进行环境保护努力”的问题，直到NP谈判的最后阶段，这一主题从未成为辩论的焦点。事实上，这一话题是由禽流感（AI）H5N1国际危机引发的。特别是在2007年，印度尼西亚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AI阳性样本，理由是他们对在其领土内隔离的病毒拥有主权（Garrett和Fidler，2007年）。印度尼西亚声称根据CBD原则，对GRs的访问应该受到PIC的约束，ABS机制应该在特定协议中进行谈判。为解决这一困境，世卫组织谈判了流感大流行（PIP）框架，于2011年通过非约束性决议采纳，以改善和加强对“具有人类大流行潜力的H5N1和流感病毒”的共享，并确保“透明、公平、高效、有效的系统以获取疫苗和分享其他惠益”（PIP框架第2条）（名古屋议定书，2010年）。这一决议被构想为一种更适合该情况的ABS机制，但仍与CBD原则一致。同时，CBD各方努力寻找关于将病原体包括在NP范围内的可接受妥协，发达国家主张将病原体或“病原体的特定用途”排除在NP范围之外（CBD临时开放式工作组对获取与分享的讨论，2009年），而发展中国家坚持广泛包含。最终在2010年通过的第8（b）条中提到的“特殊考虑”似乎是一种脆弱且可能仓促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对这一敏感问题的适当规范。尽管第8（b）条的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对人类、动植物和植物健康构成威胁或损害的所有紧急情况以及所有相关的GRs，但每个国家在如何在国家层面实施这些措施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危及这一规定的可赞赏的目的。该规定再次依赖于每个NP缔约方对“给予适当考虑”、“存在或即将发生的紧急情况”和“迅速获得遗传资源的需要”等宽泛和未定义概念的主观解释。这一担忧似乎得到了2018年由NP执行机构发布的关于ABS中期国家报告的分析提供的数据的确认。事实上，仅有56%的NP缔约方在实施其ABS措施时报告关注存在或即将发生的威胁或危害健康的紧急情况（第8（b）条），而只有少数人考虑到迅速获取和分享惠益的需要（CBD执行秘书，2018年）。此外，最近几年又发生了基于对病毒主权的冲突事件（即2012年 -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CoV） - 沙特阿拉伯；2014-2016年埃博拉危机 - 西非）（Rourke，2020年）。
动物健康领域对NP的影响在COVID-19大流行再次引起了关注，该议定书可能妨碍对病原体和相关信息的迅速和可预测的访问和共享，以应对全球的人类公共卫生威胁（DiEuliis，2015年），甚至在大流行之前也存在争议（Sett等，2022年）。相比之下，NP塑造的ABS系统对动物健康领域的影响似乎仍然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问题。
动物健康领域通常进行的许多监测和控制活动可能被视为NP范围内的“利用”，使这些实践暴露于ABS谈判过程之中。例如，对动物病原体的测序，以确定引起的疾病是否需要向动物卫生当局报告，有些NP缔约方根据其ABS国内措施可能将GR的表征和测序活动视为“研究”或“利用”，触发分享义务（例如马拉维，印度生物多样性公约特设专家组对基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讨论，2020年）。相比之下，在欧盟中，“通过形态学或分子分析，包括使用DNA测序”对生物或基因材料进行“分类鉴定”被认为是“先于利用”，因此不会触发用户ABS的合规义务（欧洲委员会，2016年）。
NP各方对“利用”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缺乏清晰和共同理解，这一概念的定义在动植物健康领域的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研究”和“诊断”。在这种模糊的背景下，对可能对动植物和人类的新兴和再发威胁具有影响的动物微生物的研究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以及国际参考实验室（RLs）的活动本身。关于这一问题，指定RL的机构任务是在疾病/病原体的诊断和控制方面提供科学和技术援助和专业意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RL接收、存储并分析从外国收到的病原体和病原材料，以确认疾病和病原体，并开发诊断工具。在这种情况下，RL负责协助网络成员国诊断特定动物疾病，对疾病携带者和病原体进行表征，并开发诊断工具，以优化和实施改进的检测，以提高监测水平。在目前的形式中，NP的不明确性对RL在履行其严格与国家和潜在国际水平上的动物健康相关目标紧密相关的任务方面构成了挑战。NP第8（b）条对“人类、动植物或植物健康构成威胁或损害的存在或即将发生的紧急情况”提供了“特殊考虑”，似乎不是对这些问题的充分回应。就动物健康领域而言，根据第8（b）条，关于“存在或即将发生的危急情况对动植物健康构成威胁或损害”的“情况”的全球共识尚不可得。乍一看，国际动植物卫生组织尚未发布“紧急情况”的任何定义。
迄今为止，NP提到的“紧急情况”的唯一国际公认定义是由世卫组织在《国际卫生法规》中提供的，定义为“一种特殊事件，被确定为通过国际传播疾病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协调的国际响应”。然而，这一定义对动植物健康领域可能过于严格，不能轻松地适用于相应的环境：实际上，动植物卫生紧急情况不一定构成公共卫生风险，除非涉及人畜共患病原体。
在过去十年中，世卫组织表示，动物或动物产品的微生物约占新兴人类疾病的75%。这突显了在One-Health方法中，通过预防性方法调查动物储库在维持和传播这些微生物方面的作用的重要性，这在NP中未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忽视了对动物微生物的基础研究，削弱了全球抗击流行病的能力。由NP塑造的ABS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一致和用户友好的实施的雄心勃勃构想受到了该条约极其广泛的范围的阻碍。这些关键词的定义似乎是GR用户必须进行尽职调查的核心要素。在提供或建议这些定义的情况下，它们明确适用于特定背景，并且可能不会在其他背景中被采纳，特别是揭示了动植物健康在健康紧急情况中被遗忘和低估的作用以及其对全球ABS实施的影响。确保动植物健康专家在及时引起这一问题上的意识，将辩论引起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惠益相关者的关注，是必要的。
研究指出，国际和国家动植物卫生组织和机构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将这一问题置于他们的议程之首，为动物GRs（即动物微生物）创建一个新的ABS机制，作为NP的双边体系的替代方案，其中通过标准化的全球规则促进对其的访问，并着眼于分享惠益，关注其他国际论坛中发展的ABS多边机制。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全文：
Beato MS and Veneroso V (2023) The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The neglected issue of animal health. Front. Microbiol. 14:1124120. doi: 10.3389/fmicb.2023.1124120
（注：本文仅供信息了解，供全球环境治理专家学者和感兴趣的读者参考。文章不代表平台观点。译文仅供参考。）
思考题 | 举一反三
Q1. 动植物卫生紧急情况是否会构成公共卫生风险？ Q2. 当前ABS系统是否有助于动物健康领域的研究？ Q3.大家如何看待ABS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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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王芊佳
审核 |Maggie
排版 | 绿叶
【参考资料】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microbiology/articles/10.3389/fmicb.2023.1124120/full
http://cbd.int/kb/record/meetingDocument/61766?Subject=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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